前言
环南海外源型宗教传播模式的成因，与文明程度、地理环境、海上丝绸之路、政治生态息息相关。文明与地理环境古代环南海文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和文字出现较晚，生产技术是刀耕火种，也未能产生制度化宗教，因而成为外来制度化宗教的输入地。
相比之下，环地中海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里诞生了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希腊罗马文明，国家很早出现，还诞生了高度制度化的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宗教的输出地。
地理环境对地中海和南海的文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地中海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内海，里面有众多的半岛，海与陆地相距不远，“始终看得见的海岸，是最好的导航线，是最可靠的指北针，海岸指示航行的方向。每当海上或陆地狂风骤起，海岸……也给船只提供避风的所在。”
布罗代尔认为，“一般来说，海域越狭窄，其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就越丰富。”地中海几乎没有海啸，风浪也较小，大西洋的海浪高达15米，地中海的海浪最高只有5米。地中海作为一个航程较短，航行相对安全的内海，更好地促进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的交流和发展。
更重要的是，地中海背靠欧洲、亚洲和非洲大陆，有广阔的文化交流发展平台，促进这一地区成为文明的发源地和输出地。相比之下，南海面积更大，半岛和内海较少，航距较远，海上风浪较大，其航行安全性不如地中海。
总的来看，在航海技术落后的古代，南海航线联接周边地区的能力也不如地中海。此外，环南海地理是碎片化的，被海洋、山脉、河流分割，与其他文明中心相距遥远。华南地区处于中国的南部边陲，南岭横亘在华南的北面，阻隔了华南与中原的交通，使之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但华南毕竟背靠中国大陆，较早统一进中华帝国，较早接受中原先进文化，融入儒教文明;中南半岛地域相对狭小，多山脉和河流，陆上交通不便，阻碍了大一统国家的出现;海岛地区孤悬海上，文明发展相对更落后。碎片化的地理，意味着没有广阔的发展平台，没有深厚的大陆文化依托，未能较早产生制度化宗教。
海上丝绸之路促进外来宗教输入南海地理不利于较早产生先进文明，但却有利于文明交流和发展，因为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要道，连接起中国、南亚、西亚和欧洲这几大文明中心。贸易是根本动力，商品流通促进了人员流动，人员流动带动了宗教传播。
一方面，宗教人士为弘扬佛法、传播伊斯兰教、传播福音，不远万里，不惧艰险，将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传入南海;另一方面，商人和劳工为祈福而“移神”，将祖居地各种宗教信仰带到移居地。
可以说，南海的贸易流通———人员流动———宗教传播是互动的，这使得环南海从古到今都成为外来宗教的“输入地”。印度教和佛教如此早、如此广泛地在环南海传播，当然是得益于这一地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
从公元前后到7世纪，由于航海技术落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航程没有全线通航，商品运输和交易不可能通过直接贸易完成，都是通过中转和中介，间接贸易是当时主要的交易形式。
7世纪后有了直航的可能，但转口贸易仍必不可少，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伊斯兰教的输入与国际环境和国际贸易的变化息息相关。—年的十字军东征刺激了欧洲人对东方奢侈品和香料的追求，而海岛地区盛产樟脑、豆蔻、胡椒、丁香等香料，这使得海岛地区卷入国际贸易网络中，成为东方商品的重要贸易来源地。
而当时印度洋海上交通主要掌握在穆斯林商人手中，为了得到香料，来自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来到群岛的各个港口，建立起贸易据点，与原住民贸易和通婚，结交当地统治者，伊斯兰教随他们的到来而传入海岛地区。
由于十字军占据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原来经由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东西方贸易商路转移到红海，印度西北海岸的古吉拉特发展成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转运中心之一。13世纪伊斯兰教在古吉拉特占有重要地位，当地建立了穆斯林政权，而古吉拉特过去一直与南海保持密切的商业联系，所以，古吉拉特是海岛地区伊斯兰教的重要输出地之一。
基督教的输入与地理大发现和殖民密切相联。葡萄牙人在探索新航路的竞争中拔得头筹，先行一步，控制了经好望角通向印度的航路，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年得到澳门的永久居住权，从此葡萄牙人控制了里斯本———果阿———马六甲———澳门的东方航路，殖民马六甲和澳门。
西班牙人则从另一个方向探索新航路，年哥伦布远航发现了美洲，年相信地圆说的麦哲伦从西班牙出发，跨越大西洋，经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年到达菲律宾群岛，年2月黎牙实比率领的远征队到达菲律宾群岛，开启了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征服。
由此，西班牙控制了马德里———墨西哥———马尼拉的航路，至此，海上丝绸之路真正联通了全球。葡萄牙和西班牙获得罗马教廷授予的保教权，葡萄牙以马六甲、澳门为基地，向群岛东部、广东、安南、暹罗传播天主教，西班牙则以马尼拉为基地，向菲律宾群岛、台湾、福建传教。
荷兰殖民印尼群岛，带来基督新教，英国和美国殖民马来亚和菲律宾，亦将新教带入。南海港口是串连起商品、人员、宗教交流的据点，与航线交织起连通网络。古代时期，华南的广州，中南半岛的交州、占城、俄厄港，海岛地区的室利佛逝，是重要港口，印度教婆罗门、佛教僧人在这些港口登陆和启程，进行弘法和求法活动，促进了印度教和佛教在环南海的传播。
中古时期，马六甲、亚齐、巴塞、巨港、北大年、占城、泉州、广州、澳门、马尼拉等地是重要的港口，这些港口先后成为佛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传播基地和交流地;近代时期，新加坡、槟城、巴达维亚、巨港、西贡、广州、澳门、香港、马尼拉等地是重要港口，也成为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传播地和交流地
来自欧洲、中东、南亚、中国的僧人、道士、传教士、乌来玛，以南海为基地和通道，进行传教、募集资金、办学校、培养宗教人士、与宗教中心地联系等活动。王权、行政疆界与宗教传播王权所代表的输入方是外源型宗教的最大决定因素，形塑了环南海宗教传播路径和范围。
传播方深谙此道，热衷于向国王传教，因为如果国王皈依，则宗教会被立为国教，取得最大范围的传播。印度教的婆罗门成为南海诸国宫廷的祭司，佛教僧侣成为国王的国师，天主教的传教士也有同样认知，利玛窦认为如果中国皇帝能准许传教，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才有保障。
他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说:“假使我们不能在南、北两京到皇宫里，对着皇上宣讲福音，设法求得他的许可，至少许我们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那么，将来传教得不到保障，也就甚么不能成就;假使我们求得了这种许可，便可以在短时期内，有几百万人归化圣教。”
年他终于来到北京，虽然始终未能见到皇帝，但他为后来的传教士开辟了道路，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得到清朝皇帝的恩宠，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又达到一个小高潮。年，中国教徒有30万人。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也试图皈依阿瑜陀耶国王纳莱王，虽未成功，但纳莱王准许法国传教士在首都修建教堂，传播天主教。国王输入外来宗教，最大的动机是能加强王权，教化民众，巩固统治。
儒教所提倡的三纲五常，有助于加强王权，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对安南统治者有吸引力。印度教的神王及佛教的法王观念能神化国王，确立国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对统治者有极大的吸引力，因而印度教和佛教成为南海诸国的国教，国王的称号是梵文的“拉阇”，国王有时被视为菩萨，有时被视为毗湿奴的化身，婆罗门仪式成为各国宫廷必不可少的仪轨。
如麻若巴歇王国不断强调国王是神的化身，“国王登上宝座，金光闪闪，犹如诸神(梵天、湿婆、毗湿奴)下凡给予祝福。观者皆崇敬无比，国王实乃王中之王，净饭王化身。”
伊斯兰教也能加强统治者的权威，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称自己是“安拉在地球上的影子”，后来德里的苏丹也引进这一称号，还声称“谁遵奉苏丹就是遵奉安拉”。海岛地区的统治者被这些神化王权和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称号所吸引，于是，“安拉在地球上的影子”“沙”“苏丹”“地球和宗教的拯救者”等称号都被引进，取代了“拉阇”。
一旦国王输入和接受外来宗教，这个宗教自上而下在其统治疆域内传播，成为主导性宗教，其属国也会接受这个宗教，如伊斯兰教在马六甲王国成为国教后，带动其属国也接受了伊斯兰教。
而且这一宗教也会外溢到邻国，影响到它们接受这个宗教，形成宗教文化圈，儒教文化圈、上座部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就是这样形成。相反的是，当主导性宗教已经成熟，就很难再接受其他外来宗教，如中国、安南、中南暹罗、柬埔寨、马六甲、亚齐、淡目、万丹、北大年、文莱等已确立儒教、上座部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主导地位，就很难再接受基督教。
菲律宾群岛和印尼东部群岛的王权薄弱，没有确立主导性宗教，才能接受天主教，并形成天主教文化圈。古代华南地区输入了几乎所有外来宗教，但中国是儒释道占主导地位，所以印度教、上座部佛教在华南地区难以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