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郑氏的东西洋贸易商船所采用的航线通常有两条:其一是中国─日本的直接贸易航线，其二为中国─东南亚─日本的“三角贸易”航线。这两条主要贸易航线之所以均以日本长崎为终点，与这一时期东亚海上贸易格局的变化发展息息相关。日本德川幕府于年(明崇祯十二年)开始实行锁国政策，在取缔朱印船贸易活动的同时，将对外贸易口岸限制在长崎一港，仅允许中国船与荷兰船入港。因此，日本锁国后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地货物的需求，除荷兰船提供外，主要依赖往来于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各地及日本长崎的中国商船。采购日本物产，“下贩吕宋、暹罗、交阯诸国”，或是装载东南亚各地货物前往日本，以易日本银货，这种多边的海外贸易方式由当时拥有众多商船和雄厚资本的郑氏海商集团开创和掌控，并由此构建了连接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地的庞大贸易网络。
从《雪尔登中国地图》和《指南正法》中有关东西洋航路航线发展变化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明末清初中国海外贸易航路的一些新的变化特征:其一，东洋贸易航路的航线在原先的菲律宾、婆罗洲及马鲁古群岛的基础上，不仅在明末增加了漳泉至日本五岛、兵库，以及漳泉至琉球的三条航线，到了清初又加了九条从闽浙粤沿海前往日本及琉球的航线;其二，出洋贸易口岸从原先局限于海澄月港一隅，扩大到闽浙粤沿海诸地，突破了明朝后期海澄月港一口出洋兴贩的限制;其三，航线更加多样化，开辟了多条从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日本多边贸易的新航线;第四，自明末以来台湾已成为东西洋贸易航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荷兰人于17世纪中叶据有马六甲以后，又控制了隔海对峙的苏门答腊亚齐港，往来于该海域的多为荷兰商船。
对此，陈伦炯有云:“凡红毛呷板往小西洋(印度西海岸)等处埔头贸易，必由亚齐经过，添备米水。自亚齐大山生绕过东南，为万古屡，尽处与噶喇巴隔洋对峙。红毛回大西洋者，必从此洋出，然后向西南过乌鬼呷(好望角)，绕西至大西洋(欧洲)。”值得一提的是，清初康熙开海之后，随着东洋、东南洋及南洋贸易航路的全面展开，极大地促进了华人的海外移民活动，并使得贸易与移民活动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对海外华商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东洋、东南洋及南洋航路的各航线上的主要港口和城市遍布华人移民的聚居地，诸如东洋航路上的日本长崎，东南洋航路上的吕宋(马尼拉)，南洋航路航线上的广南会安，暹罗的阿瑜陀耶(大城)，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以及爪哇岛上的噶喇巴、三宝垄等地，到17世纪中叶以后均已成为海外华人的主要聚居地。其中，“华人之客吕宋者，恒乐其舟楫之利，而喜其制度之巧焉。而位于越南顺化岘港附近的会安，早在16世纪中叶就已成为广南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到17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日本实行锁国，停止向海外派遣朱印船，而清初虽厉行海禁，但在康熙二十三年()即开放海禁，使得广南国的对外贸易几乎为中国商人所包揽。据5年(康熙三十四年)曾访问会安的英国人保衣亚(Bowyear)在写给印度马德拉斯(Madras)英国东印度公司评议会的信函中记载，会安的“一切贸易乃华人经营”，包括对中国、日本、暹罗、柬埔寨、马尼拉以及巴达维亚等地的贸易，“每岁至少有十艘至十二艘中国船只在此交易。”清初以来，东洋、东南洋及南洋贸易航路中多边贸易航线的开辟，以及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之间乃至岛际间贸易航线的全面展开，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东亚乃至东南亚地区彼此间的贸易往来的内容与范围，同时在突破西方殖民者的垄断贸易，沟通各地间的贸易往来，以及促进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尤其是雍正至乾隆年间与暹罗等国频繁的大米贸易，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由于人口增多引发的粮食短缺问题，同时也为暹罗等国大米的出口打开了销售市场。
自16世纪末以来，以苏禄群岛为统治中心的苏禄国与西班牙人展开了持续近个世纪的反侵略斗争。苏禄之所以能够与西班牙殖民者进行长期抗争的因素之一，乃在于中国帆船与苏禄频繁的贸易往来，为其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战略物质。明末至清初，“厦门商船时由吕宋往贸易。由厦至苏禄，水程一百一十更。”直到18世纪，每年依然有4艘中国帆船驶往苏禄群岛贸易，其中2艘大商船来自厦门，每艘的载重量达吨。中国帆船给苏禄带来的货物，既有陶瓷器、丝织品、茶叶、家具等日常生活用品，也有用于打仗的军事器械，这些物资对苏禄抵抗西班牙人的殖民征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7世纪以后，由于荷兰人在婆罗洲西南部地区殖民扩张及其在香料群岛实行的贸易垄断政策，加上西班牙人在西属菲律宾殖民统治的巩固和扩张，以及苏禄王国的崛起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文莱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受到了极大地限制，只有中国商船依然与文莱保持着实质性的贸易往来。在18世纪，每年都有8艘来自中国的船只驶入文莱港贸易，其中6艘分别来自宁波、厦门和广州，另有两艘来自于澳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前来文莱贸易的中国帆船大多是在文莱河口由中国人利用当地丰富的木料自己建造的，船只的拥有者亦大多是文莱当地的华人。自17世纪中叶实行“锁国”政策以后，日本对中国以及海外(主要是南洋)各地货物的需求，除由荷兰船提供外，主要依赖往来于中国东南沿海、南洋各地及日本长崎的中国商船。此一时期中国商船开展的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多边海外贸易方式，既满足了中国海商海外贸易自身发展的需求，同时又促进了东亚与东南亚之间贸易往来。结语明末清初中国民间海外贸易航路经历了连续性的发展变迁，其中最为显著的发展变化就是在明代后期海澄月港“东、西二洋”航路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东洋航路”“东南洋航路”和“南洋航路”的三大贸易航路，从而使得中国民间海外贸易范围从东南亚拓展到整个东亚海域。这一时期海外贸易航路的这一系列发展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变化所致，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民间海外贸易自身力量的发展所使然。
结语
纵观明末清初民间海外贸易航路的演进历程，从明后期海澄月港一口出洋，到明末清初东南沿海地区的多口出洋通商格局的形成，从东洋、西洋航路的限定，到东洋、东南洋和南洋三大航路的全面铺展，乃至中国—东南亚—日本多边贸易航线的开辟，这一系列的发展变化充分显示出这一时期中国海外贸易活动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适应生存发展能力，同时也奠定了中国海商在这一时期东亚及东南亚海上贸易活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彰显出中国海商在促进中国乃至东亚及东南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