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杂志
“被消失”的口罩：谁掀翻了边境线上的百万生意？
疫情期间口罩紧缺导致价格飞涨，跨境口罩交易因此异常活跃。这是一个关于越南口罩收货人和俄罗斯口罩发货人的故事，他们都在中间的物流环节出现了问题。“疫情是人性的一面镜子”，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信任感与名誉，被稀释了
文
《财经》记者黎诗韵陈晶
编辑
宋玮
距离原定的收货日期已经过去一月有余了，收货人冯婷还未收到物流寄送回国的越南口罩。
冯婷是四川自贡市一家民营企业骏宸集团的董事长。年春节前，她自费45万元通过越南发货商，为自贡市区县政府买了37.5万只越南口罩。之后，口罩被交给御送物流，后者又把货物承包给了“万和国际海运公司”，后者有两位合伙人李宏、谢光平。
这本是一桩善事，但之后冯婷的噩梦却开始了。从原定提货的2月3日开始，她被物流方先后三次更改提货时间与位置。负责押送物资的自贡特警们因此开车辗转南宁、佛山、成都十多天，却连“口罩的绳子都没看到”。
和冯婷类似的受害者还有很多。在一个专门针对“万和国际海运公司”的维权群里，接近80名群成员的口罩都“失踪”了。按照群里的接龙统计，“失踪的口罩”数量已多达多箱（只/箱），总计超过万只，价值数百万元。
一些证据表明，这与物流方脱不开干系，人们之间的信任感格外受到考验。物流方称货物还未回国，但特警却在佛山的仓库外发现了冯婷那批货物标识的纸箱。物流方在一份电话录音中对志愿者耀予承认，“我有红头文件，可以自由调配物资。”他提供不了文件证明，却意味着物流方可能挪用了物资。
黎鸿和他们不同。他是发货商——2月3日来俄罗斯做考察时替国内的朋友代购口罩。自2月7日起，他先后发过4万只口罩回国，中间半个多月的时间没有物流信息更新，他一度觉得口罩“失踪”了。
问题也出在物流身上。黎鸿表示，他通过伊尔库兹克申通快递点发货时，对方承诺10-15天可以运回国内，目前4万个口罩中，1万余个都被退了回来。
黎鸿表示，在他组织的维权群内，出现延迟运达的口罩数量达到约万个。按口罩价格2.5元，加上运费共3元计算，所涉金额在三百万人民币左右。
申通国际网络部负责人王黎明表示，由于俄罗斯从2月初开始就收紧了医疗物资出口，因此不少货物在海关被滞留，目前申通方面能做的就是协助将未寄回国内的口罩退回并退还运费。《财经》记者了解到，俄罗斯在3月初正式出台了限制医疗物资出口的法案。
伊尔库兹克申通快递网点负责人苑红军表示，之前部分小包裹口罩已经运回国内，未到达国内的主要是后期发出的大批量口罩。“特殊时期，希望大家都能互相理解。”
这些事件的背景是：在疫情紧急的年1月底、2月初，中国国内正规口罩告急，且多被政府调配一线。为了获取优质且正规的物资，这些人们不得不把眼光投向海外。“时间紧”、“物资稀缺”，人们几乎未加思考地就选择了别人介绍的物流公司，甚至连合同都未正式签订。
所以，当物流迟迟未能送到，人们的不信任感便斗升。以冯婷当时的口罩采购价0.6元/只计算，按照后来3元/只的市价，物流商不用任何成本，把物资倒手转卖即可赚取百万。这是一种合乎情理的猜测。“从没想过物流会出事，生意流程最不起眼的角色，把整条船掀翻了。”受害者许东对《财经》记者说。
人们最痛惜的主要不是钱，而是自己花在维权上的时间、精力，以及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信任感与名誉，被稀释了。
蒙在鼓里
年出生的冯婷经营着一家彩灯公司，兼做地产，她说自己“白手起家好难”。但也正是“做生意的敏感”，她在年春节前几天看到街上人们开始戴口罩，便意识到口罩物资会缺。她决定先买一些，之后捐出去。
分两头行动。她先是通过自己的副总找到越南发货商，让对方帮忙订购了口罩，之后又把货交付物流，货预计2月3日到国内。另一头，她把上百家国内口罩厂的联系方式打了个表格，一个个打电话，最终2月2日拿到了工厂交付的二十万只口罩。
在口罩捐赠给政府的仪式上，桌子的一边坐着她一个人，另一边坐了区里的十位领导。为了保险起见，政府派了特警开车护送这批口罩，几乎一拉回来就被分完了。冯婷高兴的是，过两天另一批口罩就要到了。
货物一开始到达的时间就被推迟了。直到2月5日，3位司机才轮流开着大巴载着5位特警，从四川自贡开往广西南宁机场。到了2月7日白天，发货商却通知冯婷说，飞机上有很多人的货，清出来要比较晚，让他们等着。到2月8日，对方说虽然清完了，但却发现他们的货还在越南机场，要再等两天装机。冯婷想着应该是货物太多，有疏漏也正常。
2月11日，对方却说货已经发往佛山了。一车人只好2月12日一早驱车前往佛山。等到13号来到交货地点，发货商却还对他们说，货还没有到。冯婷怒了。
而物流方合伙人之一告诉《财经》记者，他自从知道越南在2月1日禁飞返华航班后，便把这批货物送至了柬埔寨，之后等待海关批文、申请飞机都花了时间。他说自己并不认识冯婷，也未告诉过她要去南宁机场等货。他是自从正月初五才来到越南做生意。《财经》试图联系另一位可能知情的物流合伙人，但未成功。
事实上，其他被拖延货物的人们也在往佛山赶。许东家就在佛山附近，他自己开车过去了。他的货被延误四五天时，他还选择相信物流客服的解释，毕竟对方的态度一直都很好。但交货一次次的推迟，他受不了了，决定去现场看看。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极耗费心力的事情。
许东是2月3日寄的这批货，当时的物流几乎是他盒口罩价值的一半。但许东咬咬牙同意了。自2月1日越南越南政府宣布将停飞所有赴华航班后，当时的中越物流公司几乎要停摆了。他心想，这家价格这么贵，应该运输有保障。
而耀予的货则是定向捐赠给医院的。她把自己的只口罩捎在一位泉州老板的单子上，后者买了箱口罩要运回国。
但佛山仓库的发现让众人震惊了。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自己被骗了，带有同批货物标识的纸盒提醒着他们，他们的货物已经达到国内，但是已经被处置了。
上述物流合伙人说，这其中也有误会。冯婷的发货商有箱货物，他让自己女儿取走了几箱，货物并不全是冯婷的。但这仍然激起了众人的怀疑。
看到现场的纸盒，冯婷质问物流方，但对方解释说把口罩“优先分配给了疫情严重的地方”。冯婷说，若货物真作捐赠，她可以接受，但对方却不能提供捐赠证明。
后来，物流方又说货物都还在柬埔寨仓库里。有人便说，可以让朋友去现场仓库直接取货，但是物流方又不提供仓库地址。
冯婷告诉对方，这是一笔对接政府的物资。物流方后来便说，已经紧急把她的多箱口罩发往了成都机场。于是特警们又从佛山驱车前往成都。但到了机场，却发现那批货并不是冯婷所买的那批。至此，车上一行人已经在路上奔波了十余天，吃住都在车上，“身上都有了味道”，但原来的物资并没有拿到。
信任感几近耗竭，冯婷和耀予都选择报了警。物流方的一名手下还陪他们一起去录了口供，给他们拉了维权群，说要为他们讨回公道。但是在一则受害人提供的录音里，物流老板对这名员工说起冯婷那批口罩，“我们卖了我们该赔就赔，该做就做，这才是我们的风格，亏了就亏了。”
黎鸿认为，自己的货物也是被物流耽误了。他在2月5日前后通过伊尔库兹克申通寄出第一批口罩时，对方说，口罩一个星期能到国内，第二个星期能收到。等了半个月后，黎鸿才发现口罩“失踪”了：由于部分货物没有单号，他查不到物流信息；问物流方，对方表示是“海关滞留”。
国内一部分没收到货的买家向警方报案要抓黎鸿，黎鸿很委屈，他说自己并不是骗子。疫情严重的时候，他忙着帮流落在湖北省外的武汉人寻找住处，偶然看到联系群内有口罩货源，才开始做起口罩代购的生意。
黎鸿了解到，其他在伊尔库兹克的华人也有他这样的遭遇。他所在的维权群内有十几号人，都反映遇到了发出货物没有货物单号，迟迟看不到物流信息的情况。
苑红军表示，目前他的处境也很“尴尬”。海关货物滞留，无法及时运出，导致不少人对他都有误会，“不要拿中国思维和快递速度来想国际问题。”
申通国际网络部负责人王黎明表示，快递方也是“进退两难”。由于2月20日之前国内快递网络还未实现全面复工，俄罗斯申通都是通过与俄罗斯邮政合作运输，为了提升快件寄递时效，部分快件到国内再转由其他快递公司派送。这一情况导致出现了物流信息滞后，部分单号未及时发出的问题。“在信息沟通方面，我们也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王黎明说。
这批货物在被耽误了两周之后，目前运回国希望渺茫。3月2日，俄罗斯发布法案，禁止出口医疗物资，个人使用和捐赠物资仍可以出境。这意味着，黎鸿作为贸易商品的两万只口罩最终可能无法到达国内买方手中，他也将面临十余万的损失。
在每一张口罩运回国内的过程中，都需要经历多个环节。但是由于部分环节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人们的愤怒、脆弱和怀疑在链条上集聚，爆发。在疫情期间，契约中的信任被打破，人们只能通过曲折的方式维权。
申诉维权之难
事实上作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冯婷犯了糊涂。她没有跟任何人签任何正式的协议。她与发货商之间仅仅是公司副总介绍的信任关系，而具体合同是发货商跟物流方签的。上述物流合伙人对《财经》记者表示，“我说（冯婷）你给我拿一个采购合同来，但是她拿不出来，原则上我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在佛山事件之后，当事人坐下谈和解。冯婷起草了一份赔偿协议，她要求物流方赔偿箱口罩，而不是箱口罩货款——她虽只付了后者的钱，却说她跟发货商预定了前者的数额。发货商对《财经》记者否认了这一点，并称这未签任何文件协议。
之后，发货商直接绕过冯婷跟物流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在一份签订于2月16日的手写协议中，物流公司表示由于将发货商的货物“丢失”，按每片口罩1.8元的价格共赔偿其万元。
发货商想将赔款转给冯婷，叮嘱她“得饶人处且饶人”，但冯婷不想接受。她说她想要拿回的是货物。
问到为何没有更谨慎时，冯婷说，“有物资的（发货商）都是卖方市场，哪有时间订合同，大家都在抢，哄着让对方把货给我们。”几乎所有口罩失踪的人们都未和物流方订立正式合同。耀予的货是附在别人的单上，她甚至连收据都没有打。
而对于黎鸿来说，他仅仅知道他的物流方是申通伊尔库兹克加盟商，但是对方收钱也没有出具申通的票据。黎鸿说，由于中国人在俄罗斯不能注册公司，除非让俄罗斯做法人代表，所以每个人都是现金交易，没有发票。包括整个中国城，华人多是租赁摊位做批发，没有公司。
但更重要的是，“国难当头，我们倾向于相信陌生人的善意”。几位受害者都有类似的感慨。
河北张克锋律师事务所张克锋律师对《财经》记者表示，并不是没有合同消费者就无法维权，在生意关系中，双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