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柬埔寨的19世纪危机在越南与泰国的控制失败中落下帷幕，柬埔寨自此恢复独立。世纪危机期间，柬埔寨多次遭受泰国和越南军队的侵略和占领，当时的局势相当混乱，柬埔寨人民经受了王朝危机，居无定所，这是在柬埔寨历史记载中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之一。
柬埔寨改革失败
实际上，越南人在柬埔寨设置的行政管辖模式是可行的，之所以失败与他们在殖民早期倾向于借助高层官吏有关，高层官吏对越南的忠诚时有时无，他们的统治模式——建立在畏惧、傲慢、附庸、地方裙带以及忠于亲属与其他官员的基础之上——既不同情也无益于越南人的管理。大多数高层官吏偶尔得到越南人的奖励似乎就足以让他们兴奋。他们没有表现出成为儒教文官的迫切愿望。与他们合作，越南人虽然没有达到什么目标，但如果是采取一种放任自由的政策，大多数高级官僚没有理由拿起武器反抗。
然而，当年越南人自己接管柬埔寨各省的行政管辖时，他们可以更进一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柬埔寨人，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激起反抗。随着泰国入侵的日益迫近，再加上没能让高级官僚认识到越南在柬埔寨的经济军事利益与他们自身利益一致，越南人别无选举，只有放弃柬埔寨。明命帝政策的失败归因于他没能看到“未开化人”在面对家长式管理变革面前所表现出的不妥协态度和忘恩负义。在年给柬埔寨人的敕令中，他斥责这种忘恩负义行为的不可理喻：
幸亏……我的宽宏大量，将帝国军队派到柬埔寨，耗费了千万钱财，消灭了泰国人的入侵，带给你们安全。越南军队驻扎［在你们中间］是带来和平。这一越南人的行为就像是把柬埔寨人民带出泥泞，躺在温暖的羽绒床上一样，这是人所共知的……任何能够自我思考的人都应该感恩于朝廷；为什么还有人憎恨我们，相信叛军？
年9月，形势更为严峻，大规模起义爆发。这场集中在东部和南部省份的起义，是革命前时期柬埔寨少有的一次具有持续性和协
调性的政治运动；闪入人们脑海中的其他类似运动只有—年的反法斗争和所谓的年事件。饱受越南归化政策煎熬的高层官吏，已有数月在私下讨论起义事宜，今天我们从一些信件的日期、地址和大体内容中可以获悉这一情况；这些信件本身似乎并没有保存下来。越南人一系列激化措施，再加上柬埔寨人预期泰国人会发动入侵并会支持起义，这些促使起义爆发。年早些时候，起义运动遭到瓦解，当时越南新君登基，起义队伍所期盼的泰国入侵恰逢越南人刚取得军事胜利，而起义队伍缺乏补给。19世纪40年代前期的时间里，泰越之间一直谈谈打打，柬埔寨国内的力量平衡逐渐向有利于泰国一方变化。
从高层官吏的立场看，起义直接导火索是越南采取的一系列似乎针对他们的改革措施，旨在铲除柬埔寨的王权根棊、佛教和官僚阶层。改革以降职柬埔寨公主和重组在金边的越南官员开始。年6月，明命帝接着制定一套越南式的征税制度。该制度要求对地方首领的像水果、蔬菜这样多余产出进行征税，还要求开展一次新的人口普查、土地清查和水资源报告。
另一项改革举措是至少在部分行省收集柬埔寨官印，代之以没有品级指示的越南官印。此时有一农村官员因为腐败被罢黜，随即有关所有官员很快都会遭到越南人逮捕的流言在高级官僚中传播开来。
8月，当越南人在金边逮捕安眉和她的姐妹后，局势激化到顶点。越南人用美酒和越南歌剧演出迷惑贴身侍从后，将公主及其姐妹诱骗至一艘游船上；据一位目击者陈述，当时“他们有说有笑，每个人都很高兴”。公主们被带到越南，柬埔寨的象征王权的神器——安眉公主从其父王继承而来——一并被带走。此时，金边和各省的高层官吏，依据流言和以前越南人对待柬埔寨人的记录，推测塔拉哈及其助手和4位公主已经被杀害，越南人接下来将会杀害他们。
对于很多柬埔寨人来说，没有了君主，也就没有了国家，尽管安眉本应有的权威和魅力早已受限。神器的失去使得形势更加恶化，它可以让其他人合法的继承王位。对于高层官吏来说，他们失去在朝廷中的靠山、新改革的税收制度、官印的贬值以及越南人对他们行动自由的攻击，促使他们揭竿而起。越南人“理性的”措施，本以为能让高棉人受益，却打击了地方首领的身份根基和他们观念中的完整社会。越南人蔑视上座部佛教，蔑视柬埔寨的语言、文化和制度，也促使高层官吏举行起义的决心。
起义最初集中在沿湄公河东岸地区，但很快蔓延到越南人沿岸定居区，像罗摩和贡布等地，并延伸到高棉人居住的越南南部地区，以及内陆一些有防御工事的村落。公主失踪的消息似乎触发了起义运动，这一阶段义军的目标是恢复到以前由安眉公主和流亡官员主政的状况。另一很明显的目标仅仅就是杀越南人。正如一名义军写到的，“杀死越南人让我们非常兴奋。我们不再惧怕他们；在战斗中我们只关心三宝：佛、法、僧。”
越南人对起义中高级官僚之间的协调程度感到惊奇，并将此归咎于泰国人的影响，泰国方面没有予以证实。越南人也很困惑在这场大规模起义中不存在一个单独的领导者。他们估计义军力量达到3万人,以数百个小战斗队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斗争，偶尔也有大规模的军团，通常在他们熟悉的地域范围内，由他们信任的人指挥。年一份越南报告中总结了反游击战的困难：
义军沿河岸的战略要点设岗。他们随意出没。如果我们的军队向东看，他们就逃向西边……他们把部队集中度丛林密集和沼泽地区，我们的军队难以机动展开。其他地方则杂草丛生，高能没眼，并且又热又脏。行军一天找不到可饮用的水。而且，我们没有关于敌人的情报，没有向导。
在当时的年代里，越南人要想把军队和补给调入布满河流的地区也是困难重重。上述报告承认，尽管越南朝廷采取“宽大”政策，并且记录中满是描述高棉人如何像“老鼠一样”逃窜或者越南人像碾死“蚊子一样”攻击义军，“也没有一名义军”投降。叛乱伊始，明命帝非常恼火，自称是“怒发冲冠"。他（明命帝在年初的一次事故中意外死亡）本以为调动足够的军队，再加上对忠于自己的当地军队和官员的赏赐，足以镇压叛军。他命令塔拉哈和其他人给自己的亲属和在柬埔寨的代理人写信，要求他们投降，但他高估了柬埔寨人对已经失去自由和价值的旧主的忠诚，他还批准派“僧侣和巫师”到金边去削弱叛军的斗志。明命帝在位的最后几个月里，要求每周报告前线情况，并建议烧毁柬埔寨人的庄稼和果树，作为先发制人的措施。他称“柬埔寨人是非常愚蠢的，我们必须要吓住他们。普通的道德劝诫不起作用。”
我们不知道如果明命帝再活七年他会采取什么政策，但有一点很清楚，即在他去世之前义军已经开始失势，而他的继任者绍治帝,并不像他一样致力于在柬埔寨获得胜利。新国王继任后寻找一种既能让越南朝廷接受也能让柬埔寨人接受（不一定要让泰国人接受）的途径；一段时期他排除直接同泰国人谈判的建议，认为这是“错误和愚蠢的”。距离因素、缺乏信任和战场形势，再加上绍治帝目标不清，致使冲突持续到年。
柬埔寨军队补给很差。年底，一位起义的高层官吏向泰人抱怨“我们无法继续同越南人战斗了。我们缺乏兵源、步枪、军火和后勤补给。我们只能用刀、弩、棍棒作为武器；我们不能继续战斗。”
正当越南朝廷和驻柬官员寻求解决方案时（这被他们视为是越南自己的内部问题），由昭披拉耶博丁率领的3.5万名远征军在马徳望附近集结，接着发起攻击，击败在菩萨的越南驻军。博丁准备进攻首都,但因补给短缺再加上对自己军队的作战能力缺乏信心，一直犹豫不前。博丁继而撤回马德望，企图巩固自己在此地的政治地位。在攻击菩萨期间，18名起义的高层官吏写信给他，请求泰国予以支持，并允许在曼谷的安东王子回国。高层官吏在信中发誓效忠拉玛三世，并抱怨物资短缺，声称柬埔寨人只有回到19世纪初越南统治之前的政治状况才会高兴。
博丁将此信转送曼谷，并建议释放处于监禁中得安东，交还其政治权力。年1月，安东在泰国和柬埔寨顾问的陪伴下抵达马德望，携带支持者奉送的礼物，包括拉玛三世提供的等级佩章和王室衣服。根据一资料，博丁之所以劝说泰王释放安东是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至高地位的人看管这个国家，普通百姓没有安全感”。资料暗示博丁的动机还有以允诺安东统治柬埔寨来赢取高层官吏的支持（他迫切希望当地高棉人而非缺乏经验的自己的军队同越南人打仗）。在此后的几年里，安东一直受博丁的监控和操纵。安东的回国和拉玛三世对其热情关怀开始了泰—柬关系中的新时代，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年法国入侵。
越南泰国统治柬埔寨失败
正当安东与未来的朝臣议政、博丁抱怨新来者消耗掉泰国军队的补给时，绍治帝正试图了解和控制越南的对柬政策，以击败泰国的入侵，平息越南南部省份的暴乱，维持越南人的威望。年后期，张明讲试图恢复安恩王位，但以他的名义发出布告并没吸引支持。或许,正是在这个时候，张明讲意识到已经没有机会在柬埔寨恢复到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平衡。他携安恩、几位公主和大约六千名城市百姓撤回越南。回到越南后，他写信给顺化，承担“丢失”柬埔寨的责任，他将柬埔寨称为越南皇帝“理所当然的财产"。张明讲随后被捕入狱，死在狱中。
然而，越南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泰国人的成功，到年，柬埔寨已经成为昭披拉耶博丁的沼泽。正如他写给曼谷的信中所说，“我们在柬埔寨三年什么事也没做。我们缺乏补给；白姓跑进树林寻找叶子和树根为食；军队中近一千士兵饿死。”年博丁不得不放弃金边，越南人很快便在此地扶持安眉公主作为柬埔寨的“正统女皇”，而泰国军队则聚集在乌东附近。越南的手段激怒了博丁，他看到很多柬埔寨高层官吏可能现在不愿意支持泰国人。他向曼谷抱怨道：“所有的高棉领导人和贵族，所有地方首领和普通老百姓都是无知、愚蠢、鲁莽和容易上当受骗。他们不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尽管泰人而临很多困难，年越南人企图驱逐乌东附近的泰国军队的努力还是无果而终。到年底，泰国人和越南人开启停火谈判。基于绍治帝有意放弃越南在柬埔寨军事地位并暗示放弃其父的政策，谈判得以向前推进。然而这种推进非常缓慢，泰国虽有政治优势，而在军事上双方一直陷入僵局。泰国人扶持的安东王子是一名富有经验、深受爱戴的统治者，他忠于曼谷，能够在地方中建立起一套效忠自己的政府网络。但越南人手中仍然有讨价还价的筹码，特别是他们持有象征柬埔寨王权的神器，没有神器安东不能合法地继承王位。
越南采取一种保留面子的姿态，要求由一名柬埔寨官员率领的朝贡使团于年3月来到顺化，宣布柬埔寨在形式上归顺越南。年6月，越南大使回到金边，归还柬埔寨神器，释放数名高棉王室家族成员，他们此前一直受越南人监禁，一些人已经被禁数年。此后很快，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是年以来第一次没有越南官员在柬埔寨土地上。
恢复独立
在接下来的数月里，安东做出一系列象征式姿态，显示已经式微多年的泰人扶持的王权在柬埔寨重新恢复。不要错误地认为这些象征式举动只是外交礼仪而不予重视，因为像当时大多数东南亚统治者一样，安东也没有摆脱我们称之为的政治和宗教绳索，这些绳索限制着他的思维、责任和行为。换句话说，君主的行为被认为是会产生政治后果的，政治行为被认为能够提高或降低一个君主的功德。
其中很多仪式都与恢复作为国教的上座部佛教有关。有一段相关的论述称：
［安东］夷平［越南］在金边的防御工事，把砖拉走去修建乌东附近的［7座］寺院。重铸破损的佛像，雕刻新的佛像。鼓励僧侣重新住进寺院，鼓励百姓敬佛敬僧。
在国民看来，安东回国与恢复佛教证明了其作为君主的威严、合法性和功德。年一段碑文这样描述19世纪40年代恢复佛教的鲜明效果：
有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他叫安东。他从王城［曼谷］来到柬埔寨，住在戒备森严的乌东城。国王富有功德、技能和无穷的智慧，他让敌人恐惧；很快，三个相互战争的国家再次成为朋友。
年4月的一个吉日，安东在乌东由泰国和柬埔寨的婆罗门施以涂油礼，正式登基柬埔寨王位。他52岁登基，在位12年，他统治时期可以认为是柬埔寨文化复兴时期。在大多数年份里，王国保持和平，虽然也有泰国政治顾问和一些泰国军队在乌东出现，安东还是能够相对自由地做出政治决策，如一些与向高层官吏授予头衔有关的事情。这时期的编年史强调国家的恢复，涉及大范围的制度和关系。编年史谈及语言改革、公共服务、禁奢法律、王室头衔新规。我们从其他资料获悉，安东还是一名富有成就的诗人，主持新法典的颁布，编辑新的编年史。
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编年史官回顾法国殖民前柬埔寨独立的那几年，似乎觉得安东统治时期是黄金时期。国王在曼谷被半囚禁了数年后变得相对谨慎小心。从与拉玛三世和拉玛四世的通信中看出，他同两位君主保持着恭敬顺从的关系。他没有试着去提升同越南的关系，以期望获得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或许是因为他被19世纪30年代的前例吓怕了，而且任何关系的改善只会强化自己对越南人的依附。相反，年安东有些傻乎乎地寻求法国人的保护，他通过法国驻新加坡公使向当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送上礼物和“谦卑的敬意”。很可能是活跃在乌东附近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向安东建议此事。他的礼物包括四支象牙、两支犀牛角以及大量的糖和白椒。一支法国外交使团带着草拟的友好条约赶赴柬埔寨，但是泰国禁止使团进入乌东，想迫使他们立的这位附庸君主就范。
安东寻求法国人帮助似乎更是为了对抗越南人，而不在于摆脱泰人的保护，他也不可能摆脱泰人。在给法国的一封信中，安东如同20世纪70年代的波尔布特一样，把越南人称为柬埔寨“传统的敌人”。具有讽刺性的是，19世纪60年代法国接管越南对柬埔寨的保护国地位，消除了越南人的影响力，随后推行鼓励越南人向柬埔寨移民的政策。安东试图同法国交友的政策失败后，他向一名法国传教士解释说,“你让我怎么做？我有两个主人，他们都在盯着我。他们是我的近邻,而法国离这儿很远。”显然，柬埔寨想摆脱这种双重依附状态的很多条件还未到来，这种状态断断续续持续了五十多年。
结语
对历史学家来说幸运的是，很多泰文、柬文和越文资料保留下来。当然，这些资料也是很不完善。柬埔寨摆脱了泰国和越南的控制，柬埔寨曾经一度不被承认为一个国家，柬埔寨人民也长期遭受苦难，柬埔寨恢复独立可谓是一件幸事。